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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激进主义有一个题注,文章引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话:激进的(radical)是指从根本上去掌握事物,对人而言,根本(root)就是人本身。

文本形式的思想源——如义理学经典——不仅来源于生活，而且如果它要继续成为思想源就必须返回生活，让文本或以直接阅读，或以言传身教的方式被生民领会，使生民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向已经被他领会而还原的非现成、非对象化文本的思想源询问。解释如何提供意义呢？人生活着，总要做某事（做事情）。

牟宗三看似宗崇儒家，但由于他以康德哲学解释儒学，所以在根本上他宗崇的是康德哲学。世与道交相丧也（《庄子·缮性》）。确定不是说有一个确定的对象。不过资源一词常在利用和被利用的含义上使用，如《汉语大词典》就释之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的来源。义理学经典之为经典不是它讲了什么永恒的规律或不变的真理，而是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绵渺深厚的生活样态。

中华民族的历史作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在义理学经典之上展开的，是在生民向义理学询问和义理学应答中展开的。因此几千年来，天道一贯的观念不断发用流行，流淌在日用人伦。我想这个过程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德从政治上的德治演化为一般的恩惠，把恩惠称之为德。

郑伯入许，曰吾先君新邑于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孙日失其序。惠，《尔雅》解释为爱也、顺也。显允君子，莫不令德[xxvii]，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淑人君子，其德不犹[xxviii]君子在《诗经》里既指成年男子，有时也指有优良品质的人，如君子所履，小人所视。[ii] 何发甦在《〈说文解字〉悳德辨析》中也认为悳是德的异体字。

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忱。三岁贯女，莫我肯德[xxi]，这里的德就是恩惠的意思。

天命不常的观念除了体现在王朝交替中，也体现在灾荒中，灾荒是天行不常的表现，《诗经•雨无正》记载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敬天崇德的价值观在古代中国的作用非常巨大，这套价值观出现后在封建时代再也没有得到根本的动摇，后世只不过是在天道和人道上有所深入和发展罢了。[xxix]里的君子就是指有高尚品质的人。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

然而，崇德真的就能实现这种目的吗？君不见历史上对道德政治批评的大有人在，政治现实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更是直斥其为迂腐和一厢情愿，就是现在只要一提起德治，肯定会招来众多质疑和批评之声。五服制度是按照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不敢怠业，时序其德，纂修其绪，修其训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笃，奉以忠信，奕世载德，不忝前人。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

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xxxiv]，厌厌良人，秩秩德音[xxxv]，彼美孟姜，德音不忘[xxxvi]，我有嘉宾，德音孔昭[xxxvii]。[xli]齐桓公存三亡国以属诸侯，义士犹曰薄德。

德和个人命运联系起来，是传统的德之观念走出国家政治层面进入个人层面的一次涵义深化，不过，在这里，德虽然象征个人的品质，但这种品质究竟是什么？包含那些方面，还不是很明确。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

天命的观念虽然被弱化，但也仅限于朝代命运方面，在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天依然具有神秘性和神圣性，人们遇到难题的时候依然要求助于天，如，《诗经•召旻》记载了一次灾荒，而导致灾荒的原因是天降罪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今天重建道德的启示，那就是把对德的希望限定在符合它自身特点的领域，尤其不要把德的功用无限的放大。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吕刑》中记载其刑其罚，其慎克之，惟敬五刑，以成三德，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生民》和《烝民》更是详细的记载了周诞生、壮大的历史中的尚德传统。因此，德字的右半部分很可能是由以上异体字演化而来[ii]。

诸侯们也不务德，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xxxix]，晋、楚不务德而兵争[xl]，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xi]《尚书•周书》中的篇章有很大一部分是告诫统治者要实现德治。

关键词：德 天命 两次思想危机 德政 孔子德是中国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一些学者认为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德，但也有不同看法[i]。如，昊天不佣，降此鞠讻。

行德一旦超越了它自身的特点，成为无所不能的工具时必然会导致人们对德之本身信念的丧失。[ix]从五服制度来看，它所设定的对于制度违反者的应对措施的核心是修德，而不是勤民于远的讨伐。这种泛血缘文化集中体现在周人所创造的‘德这一宗法伦理价值观念上。德和命是联系在一起的。

殷周交替之际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也是思想大变革的时代，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iii]，这种思想变革的一个最大体现就是天命观的弱化和道德观的强化，殷商时代信奉绝对的天命观，天命是不会改变的，纣王说我生不有命在天？[iv]，殷人也认为商汤之所以能有天下完全是因为上天的安排，天命降监，下民有严。和上面周人的反思相对，这是商人的反思，是在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中得出的经验，殷周双方的精英人物在总结经验教训时都把新希望指向德，可见德观的凸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天、天命的作用受到质疑，天真的能决定一切吗？天命真的无法改变吗？周代商的历史事实证明结论是否定的，当一个社会的最核心价值和信仰受到质疑、不再被人完全相信时，便会出现价值的危机和信仰的空虚，新的王朝建立后，在旧的价值和信仰不能再原封不动的维持下去后，势必建立新的价值和信仰系统，否则王朝的稳定性便会出现危机。财用不匮，莫不能使共祀。

张安国在《先秦德义原始——兼论乐教成为德教之可能》（《江苏省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中也认为甲骨文中就有德字。德之涵义的第四次变化是从外在进入内在，成为人之内心提升的一种品质，但这要等到春秋时代第二次思想危机之时，这次危机的主要内容是以德为内在本质建立起来的周代礼制受到了破坏，人们对礼制的信仰出现动摇，社会面临重新建德的问题。

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王国维把周代的核心制度归纳为三方面：立子立嫡制、庙数之制和同姓不通婚制，并进一步指出，其旨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vii]全面的总结了西周成功的经验是非务武也，勤恤民隐而除其害也。庶民不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

[xlvii]布德于民……动不违时，财不过用。[xxxiii]最后，德超越于政治层面成为个体品质的代名词后，又再次的超越于个体层面成为美、好的代名词，成为一个纯粹的褒义词。

内容提要：前孔子时代，中国有两次价值和思想危机，分别是殷周之际和春秋时代。五上文分析了德之内涵的三次大变化，政治层面之德治、个体自身之品质和超越特定层面的纯粹之德，期间人们在对德的反思和如何建德的探索上大大推进了对德的认识。

周人克殷践奄后,创建了以周天子为天下大宗的,包括同姓和异姓诸侯在内的宗法等级秩序。[xlv]进一 步劝谏 君王要行德，因为有德不可敌。